从“杏花村遗址”的考古发掘文物证实，杏花村酿酒史可上溯到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。南北朝时期，汾酒便已成为宫廷御酒，受到北齐武成帝极力推崇，被载入廿四史。唐时杏花村酿酒作坊多达70余家，呈现“长街恰副登瀛处，处处街头揭翠帘”之盛况。唐以前酒皆为“浊酒”，中国酿酒史上第一家蒸馏白酒便是“汾州贡酒”。李白喝后赞美：“琼杯绮食青玉案，使我醉饱无归心。”晚唐杜牧清明节出行逢雨，湿寒之际，思酒若狂，便有了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文章来源华夏酒报童遥指杏花村”两句绝唱，描绘了汾酒的过去。1915年，杏花村的老白汾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，成为我国唯一荣获甲等大奖章的白酒品牌，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宴用酒，以及在5次全国评酒会上蝉联“国家名酒”桂冠，成就了汾酒的现在。

    　汾酒诞生之后，经过殷商、西周、春秋战国、秦汉和魏晋时期，共4500多年中国酒文化哺育，得到迅速发展，特别是西周酒文化既为中国酒、也为汾酒发展确定了方向。

　　在西周富足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西周礼乐文明，对西周时期的酿酒、饮酒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，从而促进了中国酒和杏花村酒大发展、大转折：一是发明了酒曲和“五齐”、“六必”的酿酒经验，使酿酒纳入有章可循的科学轨道，酒的质量产生质的飞跃。二是设官治酒，以法禁酒，对规范酒业管理、禁止酒祸蔓延、提高制酒质量具有重大意义。三是大力倡导“酒礼”、“酒德”，大大丰富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，成为中国酒文化及汾酒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最大特色。

    　沐浴中国酒文化的阳光雨露，汾酒度过它的婴儿期、幼年期和少年期，茁壮成长。至南北朝时期，终于以“汾清”酒赫然成名于世。据《北齐书》卷十一载：“河南康舒王孝瑜，字币德，文襄长子也，初封河南郡公，齐受禅，晋爵为王。历任中书令、司州牧。”“初，孝瑜养于神武宫中，与武成同年相爱。将诛杨谙等，孝瑜予其谋。乃武成即位。礼遇特隆。帝在晋阳，手敕之曰：‘吾饮汾清二杯，劝汝于邺酌两杯。’其亲爱如此。” 

    　北齐高湛，史称武成帝，公元561—564年在位。北齐国都有上都、下都之分，上都在邺，就是今河南安阳；下都在晋阳，就是今太原晋源镇一带。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，他劝在“邺”的高孝瑜，也要喝上两杯。而且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“汾清”酒，表明当时“汾清”酒质量之高、名气之大，足以达到“国家名酒”的级别。

    　古时酿酒追求一个“清”字，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“汾清”酒（汾指产地汾州），可见它当时造“清”的程度和质量之高。在汾清成名之时，汾清的再制品竹叶洒（当今保健名酒竹叶青酒前身）同样赢得盛誉。梁简文帝萧纲以“兰羞荐俎，竹酒澄芳”诗句赞美之。北周文学家庾信在《春日离合》诗中曰：“田家足闲暇，士友暂流连。三春竹叶酒，一曲鹍鸡弦。”可见此酒烈度不大，同现在汾酒集团所产竹叶青“香甜软绵”特色一脉相承。

    　一个杏花村，能够同时造就两种“国家名酒”，这在中国酒文化史上无出有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编辑：施红